“为革命种田”的热情，很快地冷却了。

繁重的体力劳动，日复一日吃、睡、下田单调的生活，加上远离父母兄妹……我们这些“知青”们，普遍产生了思乡心理。

春夜，阳雀鸟在窗外整夜整夜地啼唤，叫人夜夜不得好睡。

究竟为什么而来?炼红心?接受再教育?帮助生产?仿佛都谈不上。在困惑中反思，更陷入困惑。

不久，发生了“草帽事件”。

生产队为我们用安置费置办农具时，给我们每人买了一顶同样款式的草帽——是那种金黄色麦杆编的大草帽。领回草帽后，同屋的女知青何英求到正在队屋里写标语的我，说是要写几个字以示区别。问她写什么，她说随便，只是不愿写名字。想了想，挥笔写了“为革命种田”五个字。一会儿，她又将另外四顶（包括我的)全拿了来叫我写。自认为毛笔字还拿得出手，并不推辞，一顶接一顶写：“扎根农村”、“红心向党”、“永远革命”，写到最后一顶，一时脑子里缺词，偏偏又生出一根“标新立异”要“来点儿脱俗的”神经，于是，饱蘸墨汁写下了“种田人”三个大字。

写有“种田人”的草帽是我的。我这个种田人戴着“种田人”草帽下地种田，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嘿!种田人!”叔伯们一见就笑。

“种田人来了!”学生娃也打趣。

“唷!哪个还不晓得你是个‘种田人’唦!”姑娘媳妇们更是拉扯凋笑摸上我的头。也许，对于“永远革命”之类的口号，他们不感兴趣。

“种田人”草帽刚给田野增添了几声笑语，厄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那位患慢性眼结膜炎的红眼眶副大队长在一个什么社员大会上眨巴着红眼睛郑重宣布：“这里面有问题!……”据说，气势汹汹，眼睛血红血红。

我没有参加那个贫下中农会，是小杜他们告诉我的，大家一个个心慌慌。据说大队要追我的思想，说不定还要挨“批””……                          

“躲几天，躲到五队去。”（五队有与我们一同插队的另一个知青点）同伴们给我出主意，怯弱的何英极力劝我。

我不愿意躲。“不怕！”我说。好像是给他们壮胆，心里却止在打鼓。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大队文书突然光临，神色严肃：“小唐，大队长叫你去！”

完了。真的当阶级斗争抓了!我心慌慌地才下床，大家就围了拢来，七嘴八舌，一致叫我用“走”之上策。

文书等在屋外，引开他的任务交给了何英和黑妹。不知她们是不是用了什么“美人计”把年轻的文书引进了她们的闺房。我则揣了包“红桔”牌香烟得以逃脱翻山越岭躲到了五队。

一连避了两天。

后来，据说是说话老是出粗气患有哮踹的“老贫协”发话了：“是种田人嘛，有么子写不得?！”于是，形势趋于和缓。我回队了，“种田人”草帽自然不敢再戴。然而，舍不得丢，挂在床头。。。。。

     至今，我还是没有弄明白，那“种田人”三个字里，怎么会有“阶级斗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