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助力市城区文明养犬氛围的升温，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系列评论，尝试以人文视角和法律思维介入公共话题，以求探索以敬畏为底蕴的城市生命观、以约束为底蕴的城市主体观、以风险共担为底蕴的城市正义观，激发和带动更多人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长远发展竭忠尽智，建言献策。
以笔者在最普通社区生活多年的经验，治理狗患这种麻烦事，单靠公权力很难办漂亮：要么你喊破喉咙，居民置若罔闻；要么一阵风刮过，有人故态复萌；要么干脆“两张皮”，你空转、我照干，咱们就这样自欺欺人地“默契”着……
治理狗患，难就难在面太广、事太散。若要单靠公权力逐一监督、纠正不文明养狗现象，恐怕全球无一座城市能实现。而且如狗散养、狗咬人等现象，都得依据既成事实才便于实施公权力干预，而往往此时已经产生了对人的伤害，所以需要引入覆盖面更广、干预更灵活的力量与公权力形成互补，才能更好遏制狗患。
笔者认为，只有厌恶狗患却又最贴近狗患的广大群众具备上述力量，有民意护航的公权力运行起来就尤其顺畅高效，而且群众自发的互相监督是很高效的“疫苗”，会把诸多不良现象叫停、化解于未然。当然，民意可用却绝非挑起群众斗群众，民意需要一条“轨道”，将其导入法规框架并规范有序地释放能量，政府科学引导下的居民自治即有此效。
具体来说，能否引导成立奉行文明养狗公约的宠物爱好者协会？能否推选社区文明养狗劝导员？社区和学校能否以治理狗患为主题，开展未成年人公德教育、健康教育？自我管理与教育的居民自治手段不一而足，只要合法合情合理并且久久为功，自然能收效于狗患治理；更进一步看，出于扩充惠民办法的需要，尝试通过居民自治长效治理狗患，也是值得精耕的“最佳试验田”。
另一方面，常德要推行居民自治，构建完美社区，需要以解决政府和群众都高度关注的民生难点、民意焦点为突破口，才能让群众真正理解居民自治的价值，催生积极参与的自觉。自带贴近性的狗患治理议题，恰好为常德探索、推广居民自治长效机制送来了一块“最佳试验田”。
治理狗患与居民自治既然互为“最佳试验田”，那么就该发动更多的人来“精耕细作”。然而，这两件事都是做“人”的工作，而且是“人群”的工作，难度不言自明。不愿、不敢深入群众做工作的管理者，抑或鼓吹矫枉过正、道德绑架群众正当养狗权益的看客，容易对其产生“老百姓一掺和就会乱”或“麻烦事就得一刀切、全面禁养”的疑虑和论调。殊不知，没有哪一件公共事务，缺了老百姓的“掺和”，还能真正办成、办好；而凡属矫枉过正的论调，也最终会被主流民意无视。
所以，这两块“最佳试验田”还得大家一起耐心耕耘，由此得来的智慧与成果，一定会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和新启发。